提起“梁陈方案”，人们总会为梁思成保护北京旧城的种种努力感慨唏嘘。而因一纸方案，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的规划师陈占祥，此后几十年悲喜人生，却很少为人所知

2010年7月，北京。地铁6、8号线南锣鼓巷南口段拆迁已近尾声。巷口几家卖服饰的小店挂出“即将拆迁，五折甩货”的牌子；一个待拆的酒吧外用粉笔写着“今夜，最后的疯狂”。

今年春天，政协“明星委员”于丹在两会上大呼：“我热爱的南锣鼓巷，拆了我哪儿活去啊。”

一边，183个城市修修补补争建“国际大都市”；另一边，西安投资120亿还原古城墙风貌。这场城市的集体“癔病”，距“梁陈方案”提出已过去了整整六十年。

作为“梁陈方案”的主人公之一，陈占祥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在这一纸的壮美之外，他后几十年的悲喜人生，很少为人所知。

“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有四尊石刻雕像。他们都是中国建筑领域的大家：詹天佑、梁思成、杨廷宝，还有陈占祥。

陈占祥与梁思成的缘分一直可以追溯至1938年。那年8月，陈占祥坐船离开上海，赴英留学，随行的书箱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1942年，陈占祥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度过。一段努力研读、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过后，陈占祥深感自己着迷于中国古典建筑美学。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无不体现‘天人合一’。”

他说，当年外国使者来京觐见乾隆皇帝，穿过天安门、午门，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之所以会渐觉自己渺小如蚁，最后在大殿中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是因为“建筑群对心理的压迫。而当今世界，北京城是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正是出于这份由衷的自豪，当1946年北平国民政府邀请陈占祥回国编制北平规划时，他喜不自禁。

陈占祥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时，内战已经爆发，看到满目疮痍的场景，他知道，时下再谈北平规划已显得奢侈无力。

在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几套被束之高阁的“行政中心”规划方案后，陈占祥变得愈发忧郁。素来远离政治的他，搞不清新政权是什么模样。

“一方面，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能接受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回忆。

“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的都市规划工作，他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愿意参加。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梁思成立即回复邀请他北上。

至今，陈愉庆仍清楚记得与梁思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清华新林院8号，并不豪华，却雅致有加，那天的下午茶梁思成只约见了陈占祥一家人。尽管陈占祥比梁思成年轻十几岁，但谈及城市建设规划，两人颇有共同语言。

陈占祥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陈梁两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

有时陈愉庆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在年轻的陈占祥眼里，北京城的每一样物件都满含历史文化，绝不止建筑，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进入他的视野。

当年陈占祥还时常感慨：“在派对上，人们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在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陈占祥、梁思成眼里，那时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才，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用一生承担的责任”

1950年，“梁陈方案”完成，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让陈占祥始料不及的是，“梁陈方案”一出，便争论四起，方案甚至被戴上“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帽子。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陈占祥晚年回顾此事时说。

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京郊劳动改造，后来回到设计院，也只能做些翻译和资料整理的工作。那段时间，陈占祥数度想自杀，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从被打为右派到1971年间，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父亲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不愿意自己的身份给他带来麻烦。”陈愉庆说。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次年，梁思成在北京逝世，当时陈占祥连参加梁思成追悼会的机会都没有。

晚年平反后的陈占祥曾多次赴美讲学，受到美国学术界给予的诸多荣誉，有人劝他留下来，他谢绝了。他对女儿说，自己被耽误了20多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特别想趁自己身体还好的时候，为国家多做点事。

1993年，新华社记者王军因写作《城记》一书慕名求得陈占祥的电话。电话里，陈占祥的宁波口音浓重，住址说了好几遍，王军才听明白。第二天一大早，陈占祥便在家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迎接王军的到来。因为怕王军听他讲话吃力，还将长子找来做“翻译”。

聊天时，陈占祥不时看着窗外，神情凄然。他落了两次泪，一次是含泪说，“关键是我们要自己来设计我们的城市，不要外国人来插手，这不是排外，这是国家主权问题。”后来谈到北京吉祥戏院被拆，他的眼中再次泪花闪动。

陈占祥的夫人有些怕了，劝他说话要把握些分寸，祸从口出曾使这家人二十多年抬不起头。陈占祥却倔强道，“你不要管，有什么不能说的！”

“陈占祥那派头特像海外华侨，每次见到他，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要跟他换美元。”文物老专家单士元说，“华侨像西瓜，皮是绿的，心是红的。”

“梁陈方案”遭到剧烈反对后，陈梁两人又做过一套补充方案。但因当时已四面楚歌，两人始终没有等到公布的合适时机。后来因生活动荡，当年的图纸与文字现在早已不知去向。

1989年一个多雪的冬天，73岁的陈占祥坐在摇椅上，和女儿聊起过往，平静地说，发生在40年前的那些事儿，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2001年3月，85岁的陈占祥在北京去世，一生壮志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