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爱听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对于劝捐员来说，死讯就是“喜讯”

2007年6月，卫校毕业的于津从辽宁本溪来到北京。她在同仁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病房待了两个月后，就申请到了眼科门诊。六个月之后，她又来到了眼库。

一天，眼库主任潘志强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想不想做劝捐员。

“劝捐员？”于津一头雾水。

迄今为止，劝捐员，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陌生的职业。2003年5月，深圳市眼科医院护士陈淑莹成为中国首位职业劝捐员，其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患者死后捐献眼角膜。

“你考虑一下吧。”潘志强解释完这个工作后，补充了一句，“肯定会挨骂，可能会挨打。”

其实，21岁的于津并不是潘志强的第一人选。他想找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护士，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劝捐员风里来雨里去的，不如在办公室舒服，待遇也不好，“一个月1000多元钱，比护士低得多”。
于津考虑了整整一个月后才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

成为劝捐员之后，于津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东城区的一家医院。带着潘志强给她开的介绍信，她先来到了医院的宣传中心。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管这个事，你要去院办。去了院办，人家看了她的介绍信，复印了一份，说“你把宣传资料放在这里，我们请示一下领导，过几天联系你”。

过了几天，没有等到电话的于津再次来到了这家医院的院办。对方问她，“你们这个宣传资料不好，有别的吗？”至于进病房，于津得到的回复是“不可能”。

“后来去过好多医院都是这样，医院担心我的出现给他们的病人带来负面影响吧。”于津说她理解医院的拒绝。

普通医院之路暂时是行不通了，于津来到北京近郊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她了解到，在这所医院里，平均每天要送走两个人。从劝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于津选定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壮着胆子就上去了。实际上，她几乎没的可选，“那里家属特别少”。

通过交谈得知，这位中年人的儿媳妇患了宫颈癌，晚期。

于津问他：“你对捐献眼角膜这个事情怎么看啊？”

“挺好的啊，为社会做贡献。”

眼看谈得差不多了，于津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问能不能和他的儿媳妇谈谈。对方听了之后，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这个人这叫什么思想啊！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说罢，起身便走。
“他说‘不行’的时候，表情和声音都变了。”于津说。

三个月里，于津一个也没有劝成。明天该去哪个医院？见到人家第一句话怎么说？这是每天晚上于津最为头疼的事情。

郁闷的时候，于津给父母打电话。电话中，于津常常先是诉一番苦，然后再和父母扯一番别的。“扯完了，心情会好受一些。”她说。

父母也经常主动给她打电话，问“累不累”。她一般总是轻描淡写，“不累，就是多溜达溜达罢了。”不过，有一次她实在憋不住了，说，“妈，我觉得挺郁闷的，如果让你们填表，你们会填吗？”
电话那头的母亲，迟迟没有回答她。

“你们的出现特无情”

2008年春节期间，于津终于等来了第一个捐献者。从此，她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陌生号码的来电，因为这代表着一个可能的捐献者。

法律规定，眼角膜捐献必须是死后捐献，禁止活体捐献。出于运输和保存等医学上的要求，于津和她同仁医院的同事们必须在捐献者去世6个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取出病人的眼角膜。

“获取眼球的最佳时间一般在去世后3个小时左右，这样取的时候不会出血，血液已经凝固了。”于津说。

这意味着当捐献者家属还沉浸在生离死别当中时，于津他们却急匆匆地赶过去，在家属的心头再插上一把刀。

“你的话语很真诚，你的眼睛也很亮，但是你们的出现特无情。”一位捐献者家属曾经这样对于津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别人爱听的都是喜讯，于津关心的却是死讯，对于劝捐员于津来说，死讯就是“喜讯”。

于津并不害怕死人。刚到同仁医院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帮一个去世的病人换过衣服。她至今记得，“那个人死后水肿，特别沉。”

于津害怕面对的是活人的目光。

2008年4月16日，于津和眼库同事们赶到酒仙桥医院，89岁的捐献者唐琳刚刚过世。家属很快签了字，正当他们准备进行眼角膜摘取手术时，一位家属提出了一个问 题。

“需要把我妈的眼球也摘了？还是只取眼角膜？”

“得把眼球一起摘了。”于津回答的声音很小。

一时间，病房里一片死寂。捐献者的儿子眼泪一下涌出来。

“只摘眼角膜不行吗？我们不知道还要摘眼球啊！”捐献者的女儿、68岁的唐丽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于津。

“只取眼角膜容易感染，眼球一起摘，好保存，成活率高。”于津解释着，“你们如果无法接受，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所有家属的目光都聚到了唐丽清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等着一家之长的她拿主意。过了好一会儿，她转头看了一眼母亲的遗体，背对家人，快速地说了一句，“摘吧”。

之前，谈妥一个捐献者后，于津会在心里长舒一口气，“哇，真是不容易，终于有一个填表的了！”

现在，她有时候会问自己：哪里再有车祸了，别人打电话给自己，自己应不应该高兴？为什么会高兴？

此题无解。

“我真的不知道。”于津说。

2008年，劝捐员第一年，于津完成了主任规定的任务，15个。年底的时候，于津得到了300块钱奖金。

2009年，于津的规定任务是20个，她完成了17个。今年，于津的任务是30个。“挺有压力的。”她说。

“挑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不是她个人能力的问题。”对于于津面临的困难，同仁医院眼库主任潘志强说，“她要挑战的，其实是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中国最早设立职业劝捐员的深圳市眼科医院眼库主任姚晓明举例说，斯里兰卡的人口仅1500万，但是签字同意志愿捐献眼角膜的人数超过5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已向57个国家捐献了5万多枚眼角膜，至少10万盲人获益，重获光 明。

在美国，公民考驾照时要回答“是否愿意捐赠器官，捐赠部分还是全部”。答案会被印在驾照背面，并要求签字确认。如果同意，驾照背面就会多一颗红心标记和“Organ donor” （器官捐献者）字样。这样一来，驾驶员一旦在车祸中被确认死亡，如果其驾照上印有“Organ donor”，那么医疗机构就不需要死者亲属的同意，直接对其施行器官摘取。

潘志强介绍，1999年，曾经有3个眼科专家联名提交了一个“角膜捐献立法”的提案，结果石沉大海，“上头的人说这个事情太小”。

而实际情况是，在中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据全国残疾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现有角膜性盲人120万，角膜性视力残疾者190万，其中75%以上的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是受困于眼角膜供体严重匮乏，每年仅能完成3000-5000例移植手术。

《财经》杂志在题为《器官何来》的报道中披露，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尸体器官，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植器官来源，长期占到90%以上。

这是个系统的工作，本来就应该系统地解决，而不是一家医院、一个劝捐员的个体行为。

于津也确实在进行一场“孤独的战斗”。2009年初，中国第一个职业劝捐员陈淑莹——于津曾经的榜样——辞职下海经商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一脸讶异，“呦！是吗？”

过了一会儿，于津平静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做这个工作的人是多么的稀少。”

“最好的结果是，我失业了，但大家都知道眼角膜捐献是怎么一回事。”于津说。这个23岁的女孩看得很开，“这就是一份工作，做的时候就好好做吧，别想那么多。”

（摘自《中国周刊》总第1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