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摘下卡片，带回家，然后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准备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太清楚，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这四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持续了九年，已经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已经十多年，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

在他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南京的普方一家四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 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九年前的那个早上，当他得知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第一反应便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他说。

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作出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陌生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庭审中的一个细节，对普方协会的创始者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

“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在南京，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到了12年，普方协会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但是乡村，甚至很少有学生能完成12年的教育。

张磊（化名）是目前唯一考上大学的学生，现在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从六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张磊立志做一名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九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幼儿园的时候攒的钱去哪儿了？”

12月2日，这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召开了2009年的最后一次例会。当天到场的九位会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哥伦比亚七个国家。

一位来自国际学校的女士说，今年的“giving tree”（给予树）要给151个受助学生准备礼物，为了杜绝攀比，她斟酌了一份礼物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肥皂、毛巾、牙刷、牙膏、铅笔、彩笔、橡皮、卷笔刀和一袋糖果”。

临近圣诞节，那棵接近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上，已经缀满了五彩斑斓的饰品和写着受助学生信息的卡片。此时，树下也堆满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礼品袋。

这项倡导“给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三年。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就拿着这些照片，为学生精心挑选帽子、围巾和手套。

在这所学校里，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师一直在灌输“giving is better than receiving（给予比接受好）”。

孩子们可能并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很多人都会问，“圣诞树上为什么要挂着名字呢？”

这时候老师和家长就会告诉他们，在离他们生活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同龄人。

这所国际学校也像《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学院一样，学生一进校就被分为三个队：“五台山队”，“太平队”，“玄武队”。之后从学习到生活，任何时候都在竞争，包括每个队筹款的多寡也要排名。外国小孩也像中国小孩一样有存钱罐。有时候，他们会为本队在募捐中取得的胜利欢呼，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投这些钱是干嘛的。

等到三四年级，孩子们会问，“幼儿园的时候攒的钱去哪儿了？”老师会告诉他们，这钱资助了普方协会。等到11、12年级，孩子们会去苏北农村，看望那些自己帮助过的人，自然也就明白了打破那些存钱罐的意义。 

实际上，这些国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过从小耳濡目染，把帮助别人变得习以为常。

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也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

“我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都比较好，那些苏北的孩子就像是我的邻居，我应该帮他们”卡伦谢说。

“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

爱德基金会原副秘书长张利伟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朱利娅带着律师来跟自己商谈资助项目时，有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

长期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张利伟发现，西方的宗教文化一直将追求和解与宽恕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最初这些外国人成立普方基金会，只是为了纪念被杀害的普方一家，后来西方文化中的另一种力量起作用了，开始讲究慈善，讲究回报社会。

最近几年，张利伟都会获邀参加普方晚宴。在他的印象中，早些年的晚宴更像是追思会，随着认识普方家的外国人逐渐离开中国，这项活动逐渐变成了纯粹的慈善活动。

晚宴安排在每年的四月，地点设在国际学校的礼堂，菜肴和德国啤酒都是由贺杰克的餐厅免费提供的。来宾只要买一张200元的门票，就可以得到一朵粉色的小花，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

据一位去年参加了普方晚宴的媒体人描述，当晚，舞台上摆放着一块大展板，展板上贴满了被资助的贫困学生的黑白照片。每当有人愿意资助其中的某个孩子，主持人就揭去一张照片。等黑白照片全部被揭开的时候，一幅完整的彩色照片便显现了出来。
除了门票和认捐之外，拍卖也是晚宴的重要环节。当晚，一幅由外国摄影师拍摄的贫困学生的照片，经过多番竞拍，最终被一位女士以1400元买下。一款并不名贵的手表，最终也被叫价到2500元。在短短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晚宴筹集了20多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这个项目还影响了一批中国人，去回报社会，关心弱势群体。一位家具城的中国老板从拍卖家具的钱里拿出了10万元，捐给普方协会；一位在普方运动会上受聘给孩子画彩绘的中国老师，听说是这样一个活动，就不肯收钱了……

张利伟希望活动能“把人们心中善的力量激发出来，成为社会的矫正器”，有朝一日，“慈善也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摘自《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7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