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日媒体报道广州最低工资拟调至1000元，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回应说，860元在广州“低得不能再低”，提高最低工资的时机已经成熟。（《信息时报》11月29日）

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提出提高最低工资的建议再正常不过。但这样的主张在企业方看来，是对自己利益的侵蚀，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强烈排斥。早在今年年初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人大代表卢光霖就表示：“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就别再搞了，最低薪水应该由市场决定。”这样的观点代表了企业对最低工资的普遍观点：取消还来不及遑论提高。

其实，虽然各国的立法几乎都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制度在经济学界却存在巨大的争议。反对推行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学家，无一例外都认为最低工资标准除了涉嫌干涉自由市场外，更重要的是会反过来伤害到政策保护的职工群体，因为一旦强行规定甚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减少就业。赞成最低工资标准的经济学家认为，推行最低工资标准体现了基本的经济伦理，必须得到严格的执行。这样的争论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即确定或者提高最低标准是一种“零和游戏”：要么不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从而保证就业人数不减少，要么规定甚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就业人数减少。这样一来，问题似乎变成了“保多数人的岗位”还是“保部分人的工资”。

这当然不是最低工资制度推行的初衷，那为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成为“零和游戏”？这就涉及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问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那些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几乎没有影响，真正受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的是那些中小企业。

一个理想的经济图景应该是：最低工资作为社会的兜底制度必须执行，而中小企业的生存并不会因为最低工资制度的存在或者提高而受到影响。众所周知，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同样也是最低工资之本，毕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小企业是我国吸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80％城镇就业岗位都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很大的制度性限制或障碍，不少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行业垄断、准入门槛高、融资困难、缺乏政策扶持等权利匮乏问题，受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所累的中小企业，会将自身的生存困难通过压低工资转嫁给普通职工。

从这个意义上看，脱离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来谈是否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最终无论提高与否，都是弱者和弱者在死掐，“零和游戏”只是改变了弱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格局，对于经济的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并没有真正的助推作用。所以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既要推动和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又要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让它们的发展能够承受得起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一个既能最大程度吸纳社会就业，又能保证职工收入在最低工资制度的庇佑下稳步提升的“双赢游戏”。